小思

小思，原名盧瑋鑾。作家，學者。

劉以鬯先生（1918~2018）（羅展鳳・攝）

　　我不是以研究劉以鬯先生（以下敬稱略）作品為學術專業，但卻是他的認真讀者，更是個瞭解他生活所處的社會背景和文壇情況的香港人，故我試以「文學血脈」切入點來談劉以鬯與香港文學關係。

1　現代主義文學潮流的推展――從上海到香港

　　通過無數訪談，大家都知道劉以鬯在上海，是以不寫農村而寫租界為題材作寫作起點的。儘管他辦懷正文化社，也出版過農村、抗戰題材作品，例如姚雪垠《牛全德與紅蘿蔔》，但他自己的寫作，則深受現代主義潮流影響，取材以現代都市生活為主。

　　1948年到香港後，除了是個初來者，一時間人脈生疏外，對新生活環境、意識型態，只不過像由上海外國租界跑到了英國殖民地差不多，適應不會太困難，也不妨礙他從事現代主義文學的取材觀察與寫作。且看他初抵香港兩三年內所寫《天堂與地獄》（1）中的作品，內容所見咖啡館、電影院、舞場（廳、院）、賽馬、電車......各種場景，除了名字港滬有別外，都與上海現代派小說無異。

　　說起上世紀二十、三十年代香港的早期現代文學，本來就追迹上海的現代文壇。香港青年文藝創作者如謝晨光、侶倫等，精神、心態、文風都緊緊接踵上海，可見在某種意識形態上，雙城很靠近。只可惜三十年代中葉，這文風就中斷了。劉以鬯抵港不久，即找到報刊編輯工作。工作方式正合他在內地本行，在這崗位上，自然仍有順着現代主義文學潮流寫作的機會。

　　在文化氣派不夠上海大的香港、在心中只有報紙銷路好壞的報館老闆屬下打工的劉以鬯，面臨的困難和挫折，必然多得很:「冒着被解僱的危險」（2）所選用的專欄或連載稿，被上司下令「腰斬」（3）有之，甚至「常常被報館中人指為『難懂』或『不為讀者所喜』」（4）但他一直不忘初衷，不單不斷仍按自己所好，爭取寫作機會，寫出與眾不同的作品外，更在現代派文風於香港斷層後，着手向青年一代中播種。香港新一代的現代文學作者，養分雖非全由他一手提供，因五十年代後的新生代，懂英文的人多了，可直接閱讀外語作品。可是在寫作園地貧乏的香港時空，是他多方設法，讓他們在公眾讀者目光下試筆，培養寫作信心。這種輸血般推動力量，是不容忽視的。

2　「此南來」與「彼南來」之大不同

　　有研究者稱「以劉以鬯為代表第二批南來作家」（5），說他「借文學抒發懷鄉之幽思」（6），未免有些偏離實況。何謂第二批南來作家？是相對於三十年代的一批，還是相對於四十年代的一批?如泛指三十、四十年代的南來作家，則劉以鬯無論風格、政治立場、意識形態均大大不相同。如指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南來的，劉以鬯也非代表，他的作品中哪有多少「抒發懷鄉幽思」？就算同是由上海來的作家，還是與他的文風差異很大。例如徐訏、姚克、陳蝶衣、司明、易金等，同屬泛稱海派，風格卻各異，他並不代表哪一派。我很同意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陳同寫的論文:〈徐訏的疏離與劉以鬯的融合──上海南下香港作家的文化適應〉（7）的看法。

　　九十年代陳同到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來唸研究院，想從社會學角度做上海人到香港生活的文化適應比較。他鎖定以上海來港作家為例。他的指導老師叫他來跟我談。我遂提出劉以鬯、徐訏二人為例最理想。往後他就一人獨力研究寫成論文。這論文利用二人作品比較，得出二人「適應與間離」的大不同結論。他認為「適應與間離，並不代表一種好惡的判斷，而所涉及的作品比較也不是文學分析意義上的比較，其目的是叙說徐訏和劉以鬯兩人與香港當地文化所處的具體關係。」對劉以鬯他有中肯定論:「劉以鬯則力圖使自己去適應香港的現實......他所扮演的角色明顯體現了兩種功能，首先他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社會的需要，而這一過程又為他追求自己的目標造就了一定基礎。在這裡，文學的藝術價值與世俗的閱讀需求，社會道義與低級趣味被雜糅在一起，構成了一種複雜異常的人生。」

　　歷來的南來作家，取材方向除了抒發懷鄉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