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文英

台北及巴黎美術、文史雙碩士，曾任法國《華報》副總編，翻譯法文小說，出版散文集、詩畫集、學術著作等。作品見《廈門文藝》《散文》《野草》《天池小小說》《羊城晚報》《印刻文學生活誌》等，水墨及油畫作品入選巴黎秋季沙龍，舉辦個人畫展多次。曾獲「首屆國際生態文學獎」散文詩金獎等二十多個全球華文文學獎項，2024年獲東京第十七屆國際書畫大賞展銀獎。

　　瑪格麗特・杜拉斯曾說：「消逝的年華，就是寫作的年華。」

　　以《情人》一書，飲譽世界文壇的杜拉斯，她的一生，就是一部不停止創作的小說。

　　她以一種女性自白的獨特方式寫作，也以一種特立獨行的方式生活、戀愛與捍衛自己的政治理想。我常想，平凡的我們，即使有三生三世，恐怕也比不上杜拉斯豐富多彩的一生。

　　女作家的文字予人痛感，又讓人着迷，往往給人的感受很強烈，卻使得情節弱化了。小說的敘述與描寫有時很長，接近意識流，卻又不完全是，帶有一種女性作家特有的聰慧。她的寫作脫離世俗的準則，卻又能清楚敏銳表達人性。

　　讀杜拉斯，不如走訪作家的故居。我想，只有這樣，才能更加瞭解杜拉斯式的人生。

　　巴黎的天空難得的湛藍，我在市區來回閒蕩，嘗試領略女作家的感受。自從十八歲從越南回到法國之後，杜拉斯就一直住在大巴黎區。到她八十二歲離世之時，除了曾經在諾曼第買過一間公寓，夏天到意大利和西班牙度假之外，她似乎沒有真正離開過巴黎市和巴黎郊區。

　　我分別到杜拉斯在巴黎大區的兩處住所拜訪，其一是在巴黎第六區的聖柏奈路（5, rue Saint Benoît），另一處是在巴黎的北郊，伊芙林區的諾福爾堡（Neauphle le château, Yveline, île de France）。

巴黎聖柏奈路公寓

　　在巴黎聖柏奈路的公寓裡，杜拉斯的書桌面向着狹長的窗，長形的窄窗是巴黎舊式公寓的典型樣式。室內堆放着書報雜誌，杜拉斯寫作時習慣面對着光線充足的窗戶沉思冥想。

　　1984年杜拉斯在古稀之年寫下《情人》一書，榮獲法國的貢古爾奬，先後被譯成四十多種語言，售出至少二百五十萬冊以上。在《情人》裡，杜拉斯寫她在十六歲時和一位華人富商之子的初戀。她描寫的時候，形容她的中國情人有「金黃色的身體」，這裡用的字句讀來令人震動。金燦燦黃澄澄的色彩，是金錢和情慾的代名詞嗎？當時是在印度支那，這位中國情人比她大十二歲，狂熱地愛這位早慧的少女，但卻由於父親反對而未能娶她。

　　中國情人曾經留學巴黎兩年。在越南的時候，他就經常向年輕的杜拉斯提及巴黎的咖啡館、美麗的巴黎女人等等。杜拉斯的巴黎住處附近就有多家著名的咖啡館。她在巴黎第六區的公寓，離花神咖啡館和雙叟咖啡館都不遠。她自己卻說不喜歡去咖啡館，因為沒有合適的衣服穿。或許，是因為沒有合適的心情？或者是不想和西蒙波娃或當時常去這些咖啡館的哲學家如沙特他們見面？她不贊同女性主義者，也不是存在主義者，而波娃卻是捍衛女性運動的激烈分子。

　　雖然杜拉斯從不出入當時的文學家哲學家聚首的咖啡館，但常到她家做客的也都是名重一時的哲學家和作家。她在巴黎聖柏奈路的住處始終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著名的哲學家莫寒、德桑第等，時常光臨這間離聖日爾曼大道不遠的公寓。從當時的照片裡，我們可以看到杜拉斯的情人之一迪奧尼斯．馬斯科洛也在場。

　　杜拉斯很好客。當年常到她家的記者候朗，後來回憶起他們的聚會情況，還記憶猶新。他說，每次杜拉斯看到他們來訪都很高興，熱情招待賓客。他還記得杜拉斯每次都會在廚房裡忙個不停，手裡拿着她媽媽從越南寄來的裝着大米的布袋，倒出白米，煮飯給他們吃。

　　杜拉斯的父母為了實現殖民國度的夢想，飄洋過海到異國去。杜拉斯幼時在印度支那過着動盪艱苦的生活，她在小說裡經常描寫她的童年時期，殖民地的生活，經歷了家庭離散、戰亂的悲苦和窮困的境況。

　　或許小時候命運的坎坷，種下了她書中許多沒有結局之愛的寫作基調，生命裡也多半如是。

　　杜拉斯的愛情，有點驚世駭俗，像煙花一般美麗綻放，又在雲煙消散前享受交匯時璀璨的光芒。1939年她和羅貝爾．昂泰爾姆結婚，他是杜拉斯前一個情人的好朋友。1942年杜拉斯又認識了迪奧尼斯．馬斯科洛。這兩人都和她相愛過又再分離。昂泰爾姆當兵時，已經和馬斯科洛交往的杜拉斯寫信催昂泰爾姆回來和她結婚。之後杜拉斯還將馬斯科洛介紹給丈夫。昂泰爾姆說他一見面就喜歡上馬斯科洛，三人時常在一起。杜拉斯懷孕了，孩子卻不是丈夫的。極有忍耐力的昂泰爾姆到最後實在也無法再忍受了，他等不及孩子誕生就和杜拉斯離婚。孩子是杜拉斯口中所稱的「非常美的美男子」馬斯科洛的。

　　杜拉斯並不是女作家的真姓。1943年，杜拉斯寫第二部小說《平靜的生活》時，首次用杜拉斯（Duras）代替自己的真姓。那是從她父親住過的西南小鎮那裡得來的靈感。她的父親亨利．唐納迪爾（Henri Donnadieu）於1921年在杜拉斯河河畔的小城買了一所房子，但幾個月後父親就過世了。那時杜拉斯才四歲。杜拉斯用父親辭世時所居住的城鎮旁的小河名充當筆名。

　　1944年，杜拉斯的丈夫昂泰爾姆被捕後被放逐到布亨瓦爾德，又再被放逐到達豪，戰後才回到法國。在1985年發表的小說〈痛苦〉裡，杜拉斯描寫了她在二戰期間，如何等待被關在納粹集中營的丈夫的歸來。除了個人經歷之外，文中也着墨於她對戰爭問題的思考。

　　到巴黎的初期，杜拉斯在大學攻讀法律，她的生活費是母親寄給她的。

　　她母親傾盡家產購買了一塊會淹水的土地，這是因為官僚受賄賂，令她受騙上當，不知道這是一片無法種植的廢地。因此，杜拉斯於1950年寫下《抵擋太平洋的堤壩》。她持續反對社會的不公義，反權威權勢，並且於1944年加入法國共產黨。

　　1954年阿爾及利亞戰爭爆發，1955年杜拉斯就站到了反戰的一邊。這一年杜拉斯已經出版了多部著作，當時也為《觀察家》等雜誌寫稿，還寫過一篇關於影星碧姬．芭杜的文章。她反戰，反戴高樂政權，其後又加入六八年學生運動。除了不顧一切、打破常規的情感態度，杜拉斯也是慷慨激昂、轟轟烈烈的政治運動家。

　　1942年杜拉斯和丈夫昂泰爾姆搬進巴黎第六區的聖柏奈路五號。

　　他們的公寓在三樓，面對着大街。這間公寓因為屋主不願意出售，杜拉斯在這裡一直處於租住狀態，她住了五十四年，直到去世為止。雖然杜拉斯也在這個聖傑曼德佩區買了其他的公寓和傭人房，但她的活動範圍一直以這裡為主。從租住聖柏奈路五號公寓的頭幾個月開始，這裡就成了巴黎反抗納粹的基地。馬斯科洛是這個聖柏奈路社群的新加入者，後來卻逐漸佔據了重要的位置。他使得杜拉斯和丈夫離異，但他自己在1957年，也就是他和杜拉斯的兒子出生後十年，也離開了杜拉斯。

　　這些作家哲學家在一起談哲學，談共產思想，談寫作，也談社會活動。名詩人米修、名作家馬爾羅也經常來這裡開懷暢談，而杜拉斯是其中唯一一個寫小說的。

　　杜拉斯在聖柏奈路五號通常只從秋季住到第二年的春末。夏天，她會到陽光明媚的意大利、西班牙去享受日光。在馬斯科洛和她分手之後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杜拉斯住到了諾福爾堡。

巴黎北郊的諾福爾堡

　　冥冥中似乎有一種不可測知的力量，或者是一種難以言說的直覺，將杜拉斯引導向了華美和光耀。在一次偶然的驅車漫遊當中，杜拉斯在一個小山坡上發現了這座美麗的小鎮。

　　1958年，杜拉斯用《抵擋太平洋的堤壩》一書拍攝電影的版權費，買下了巴黎近郊的諾福爾堡房舍。這本書當年差一點就獲得了法國貢古爾奬，這個失之交臂的遺憾，經過了二三十年的時間，才藉着《情人》一書獲奬而被彌補上。並且，杜拉斯因為反對權勢寫下的書所賺到的錢，也讓她贏回了母親買地時被政商勾結騙走的錢財！

　　這段時間，在未得奬與得奬的中間，杜拉斯一直住在諾福爾堡這一所獨院的房屋裡。她在這裡度過了漫長孤獨的歲月。

　　一打開這座房屋的大門，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扇寛闊的橫窗，它像一幅巨大的橫向長卷，向我們攤開了滿窗的綠意。戶外是悅目怡情的綠蔭，室內也是綠意盎然，巨大的綠色植物向四方伸開手掌，就像女主人開放的心靈，開放的人生。杜拉斯的書桌就放在橫窗的正中央，面對着庭院裡的綠葉成蔭。也是在這個書桌前，杜拉斯決定第一次向相差三十九歲的最後的情人楊．安德烈亞回信。這位年輕人，在讀了《塔吉尼亞的小馬群》之後瘋狂地喜歡上了杜拉斯的作品。他開始給女作家寫信，這些信是寄到巴黎聖伯努瓦街五號的，他一連寫了五年，幾乎每天都寫，但並不指望她回信。

　　1980年1月杜拉斯在諾福爾堡剛生了一場大病，萌生了向陌生年輕人傾吐心事的意念。

　　在諾福爾堡房子的室內，可以看到屋頂兩邊傾斜的暗色木質屋架，配上古典式樣的家具，予人一種樸質清麗的美感。杜拉斯在這裡生過病住過院，她在橫窗的書桌前，向仰慕她的年輕大學生寫信說自己酗酒，一直在和酒精搏鬥。

　　諾福爾堡，是巴黎郊區中北部的小鎮，只有三千兩百位居民。之前，因為前伊朗革命的政治及精神領袖何梅尼曾經住過這裡而蒙上些許陰影。幸好，後來因為斬獲世界網球排名第九的保加利亞球星帝米托夫的讚賞而變得小有名氣。

　　前伊朗什葉派回教領袖何梅尼在1979年1月回國參與革命前就住在諾福爾堡。他在革命成功推翻統治五十年的孔雀王朝後，經公投成為伊朗的最高領袖，但他卻摒棄西方價值觀，建立了伊斯蘭共和國，以《可蘭經》為最高法律，使伊朗回復到中世紀的政教合一狀態。這一點，令許多法國人無法認同，並對於諾福爾堡曾經接待過這號人物，感覺十分不悅。

　　網球名將帝米托夫認為諾福爾堡是他夢想的法國小鎮的模樣。他說這裡有溫馨的小商店和新鮮水果，小城鎮的寧靜可愛，讓他禁不住喜歡上這裡的氣氛。

　　杜拉斯去世之後，諾福爾堡的圖書巡迴車和亞歷桑德琳出版社也共同組織與作家同遊的活動，沿着女作家在世時常走的路線漫步。

　　杜拉斯和她最後的情人楊．安德烈亞是在巴黎的公寓裡見面的。在通信幾個月之後，杜拉斯從意大利回到巴黎，終於答應和楊見面。兩人一直交談到深夜，楊留了下來。杜拉斯讓他睡在她兒子原來住的房間。這個年輕人從此走入了作家的生活，也走進了文學史。

　　杜拉斯和楊之間幾乎是一場不可能的愛情。楊是同性戀，杜拉斯《死亡的疾病》的故事就是來自於楊，一個男同性戀和一個女性之間不可能存在的情愛故事。另外，在《藍眼睛黑頭髮》裡，杜拉斯也叩問，一個女人如何才能接受所欲求的男人是個同性戀呢？這樣的愛是不可能的，沒有肉體的接觸能夠相愛嗎？據說楊一邊打《藍眼睛黑頭髮》的手稿，一邊不停罵杜拉斯和自己，然後去找男人。

　　蘿拉．阿德賴爾在《杜拉斯傳》裡寫的杜拉斯和楊，和一般情侶一樣吵吵鬧鬧，分分合合，杜拉斯覺得楊會拋棄她，但是，1986年的大病改變了事態的進展，楊每時每刻都在她的身邊，杜拉斯睜開眼睛的時候，他都在屋內。

　　楊是杜拉斯的情人、秘書、知己、司機、護士和伴侶，這種關係持續了十六年，一直到1996年3月3日杜拉斯離世。對於他們的愛情，楊後來在〈給杜拉斯——酸李樹〉一文中說：「這不是一場美麗的艷遇。這是一件非常……非常神秘的事情。」楊於2014年7月10日在巴黎去世，享年六十一歲。

　　杜拉斯的愛，是獨佔性的，她一直不許楊和家人朋友接觸，把他幽禁在巴黎第六區的公寓裡。杜拉斯的長眠之地，是在巴黎的蒙巴那斯公墓裡。

　　我常想，如果和楊的愛情不曾發生，或許，杜拉斯會被安葬在諾福爾堡？

　　住在諾福爾堡的朋友原本希望杜拉斯能安息在諾福爾堡附近的墓園，因為女作家生前時常到這座墓園來，她連葬在那裡的英國士兵的名字都牢記於心了。

　　當年，杜拉斯買下諾福爾堡的房屋之時，她也慫恿她的朋友們在這座小鎮買房子。當時在雅典娜劇院演出杜拉斯改編的戲劇《叢林裡的野獸》的女演員斯畢禾，在她的勸說之下，也在這小鎮買下了一間房屋。女作家的朋友曼梭也買下另一座樓房，她們兩人的街道都正好和杜拉斯房子的街道相連。這樣，大家可以一起結伴出遊。杜拉斯喜歡拖朋帶友到她時常涉足的地方，尤其是喜歡和願意傾聽她的人在一起。

　　曼梭後來寫了一本書，書名是《朋友》，回憶和杜拉斯為鄰的日子，記述這三十年有緣為鄰居的情誼。

　　杜拉斯曾經對她說，我們不可能爭吵，因為我們之間有「地理的需求」。杜拉斯可以幾個鐘頭如如不動，坐在籐椅裡，在房子中間寫作，任由黑暗慢慢籠罩，或者已經久久在黑暗裡，她卻絲毫沒有察覺到。曼梭看到杜拉斯那樣集中精神寫作，驚訝不已。

　　杜拉斯時常和曼梭一起在小鎮附近散步。女作家開着她的中古車，在小鎮裡兜風。她也喜歡在麥田裡行走，在放飛風箏的樹林一端漫步。杜拉斯會指着大雪松說：「看，這棵千年雪松！」她會特別強調「千年」這兩個字，說：「你看到千年更替，幾個世紀環繞着這棵樹所發生的事。如果沒有用文字寫下，就像一切都沒有發生過。多可怕！」

　　她們經常散步到墓園才止步。方形的墓園，在鄰近的馬黑-勒-居庸鎮，有七位年輕英國士兵安葬在這裡。杜拉斯會抬眼望着天空和雲朵，一一背誦起七個士兵的名字。她說，「這些名字雖然平凡，卻是整個英國！」

　　有一次，排成兩行的紫翅椋鳥飛越過墓地，杜拉斯突然說：「我不希望歐達（杜拉斯的小兒子）賣掉諾福爾堡的房屋！」

　　杜拉斯從來不提起死亡，也從來不說起她弟弟的死，和她第一個兒子的死亡，他們都是早夭，沒有真正的活過。她也從來不提及上帝，或者她自己的死亡。

　　杜拉斯雖然沒有選擇諾福爾堡作為她終極的歸宿，但她的朋友們相信，杜拉斯的靈魂應該是在這個小鎮裡漫遊的！

（摘自《香港文學》總第48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