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宗子

河南光山人，畢業於武漢大學中文系，旅美後從事散文隨筆創作。主要出版有散文集《垂釣於時間之河》《空杯》《一池疏影落寒花》，隨筆集《書時光》《不存在的貝克特》《花嶼小記》《往書記》《梵高的咖啡館》，散文詩和小品集《開花般的瞻望》等。

　　對於古人來說，得書最便捷的方法，莫過於自己抄一本。這種情形，至少到清朝的康乾盛世，依然普遍。《紅樓夢》的流傳，一開始也是靠傳抄，保存至今的各抄本，多半殘缺不全，直到程偉元從收舊貨的小販手上發現一部分殘稿，才整理成一百二十回的「全本」刻印出來。在印刷出版不那麽方便、個人出書相當奢侈的年代，一個留下了詩文或其他著作的人，如果書稿得以付梓，無論在生前還是死後，都是莫大的幸運。上官婉兒的詩文，是唐玄宗在平亂時殺了她之後，悲哀其人，欣賞其才華，下令收集，輯成二十卷的。蒲松齡作《聊齋誌異》，由於貧困，生前不能出版，死後五十年，到乾隆三十一年，才有人出資刊行。然而早在康熙年間，已有抄本流傳。我買到的第一套全本聊齋，便是著名的鑄雪齋抄本。原本是山東歷城人張希傑乾隆十六年在濟南做幕賓時抄錄的。

　　抄書保存文化，功德無量，同時又是獨有趣味的樂事，既滿足了擁有的願望，又親手完成了收藏物的製成。這是往高裡說。說得實際點，不過因需要而成習慣，繼而發展成癖好，雖有實用的意義，更多的卻是為消遣。

　　我的同齡人，很多都抄過書，原因很簡單，是因為得不到書。從初中到大學，七八年時間裡，我也抄過五六種書，完整的有兩種，一種是《千家詩》，另一種是《聊齋誌異選》。《千家詩》是家住郊區的同學送給我的，全名是《鍾伯敬先生訂補千家詩圖註》，上海錦章圖書局印行。線裝一冊，收七言律詩和絕句一百多首，主要是七絕。我自小愛收集東西，糖紙、紙煙盒、小人書、郵票、古錢幣，一路玩下來，總是在盤算已有的種類和數量，夢想着再增加一種，再得到一枚。詩不是可觸摸的物件，在我這裡也是收藏品，是可以計數當成績的。這本《千家詩》數目太少，而且快要被前任主人，那個讀私塾的小孩子，翻爛了。得到不久，我就決定自己增補，重抄一本。唐宋人的詩，過去已從郭沫若和周振甫等人的當代名人詩詞解讀裡，從評法批儒的報刊文章裡，從借自同學的《宋詩一百首》裡，積攢了不少。比如杜牧的「霜葉紅於二月花」，王安石的「千門萬戶曈曈日」，道潛的「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就分別來自這三種材料，都可以歸類到描寫四季景色的作品裡去。《千家詩》正是按春夏秋冬來編排的。父親給我的《唐詩三百首》，其中可取的就更多了。

　　原本《千家詩》裡的，我也不是每篇都取，比如冬景中的最後一首，無名氏所作的〈題壁〉：「一團茅草亂蓬蓬，驀地燒天驀地空。爭似滿爐煨榾柮，漫騰騰地暖烘烘。」我就删掉了，因為讀不懂，而且語言也不美。

　　怎樣抄呢？我是把十六開的白紙像古書那樣摺疊起來，畫出邊框和豎的行線，抄好，用錐子鑽孔，再用白棉線裝訂成冊。原來還想用半透明的紙，把原書上詩人在竹林外石壁上題詩的繡像描下來，但描來描去描不好，只好作罷。

　　增補的《千家詩》被信陽的表兄看到，大為驚奇，借回去看，一借未還。

　　至於《聊齋誌異》，更和我有緣分。小學課本上選了〈狼三則〉，直到今天我還會背「一屠晚歸，擔中肉盡，只有剩骨，途中兩狼綴行甚遠。」也因此記住了蒲松齡和《聊齋誌異》的名字。初中時候，去郊區同學家看書，在米缸上一簸箕破破爛爛的線裝書中，一眼就看中了《聊齋》，還有好幾本久知其名的書，如繪圖的《詩經》。同學讓我揀喜歡的拿，說留着也沒用。我不好意思多拿，取了兩本，就是《聊齋》和《千家詩》。

　　到1977年，古典文學書可以出版了，父親憑着和書店的人熟，幫我「搶」到《古詩源》和《評註聊齋誌異選》（書店只各進了一本，是為文化館訂的）。線裝的《聊齋》在手中幾年，讀了多遍，不能全懂。得到評註本，如獲至寶，翻來覆去讀，真是愛不釋手。於是一篇篇譯成白話，寫在稿紙上，訂成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