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安慶

作家，已出版《紙上王國》《柔軟的距離》《山中的糖果》《天邊一星子》《永隔一江水》《望花》《暫別》等書，曾在《人民文學》《當代》《花城》《上海文學》等刊物發表多部作品。有部分作品被翻譯成英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丹麥語等多國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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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宿站，有一瞬間我以為原節子就站在我的前面。那是一位穿寶藍色工作制服的年輕女孩，同樣是五官深邃，同樣是高鼻樑大眼睛，唯一不同的是神情，原節子給人留下的熒幕形象總是笑盈盈的，而她卻明顯是累垮了，眼神空洞，一次又一次向人流鞠躬，請求人們在她的攤位前停留片刻，好讓她介紹產品。但沒有人感興趣，而她也麻木地接受着這一切，機械地背誦同樣的宣傳詞。現實中的原節子已經於2015年去世，而這位跟她形似的女孩還在艱辛地工作。一時間我有一種恍惚感，也許在人潮洶湧的新宿站內有一個隱藏的鏡頭正對着這個女孩，穩穩地，同時也是殘酷地對着她的臉，任由人物持續地曝露在觀眾的凝視之中。我不知道她叫甚麼，也不知她的過往，更不會預知到她的未來，但她觸動了我，就像是我也代入到她的生活當中，與她共同承受着此刻的煎熬。原節子就是這樣在小津安二郎的電影裡被我們一次又一次地凝視，她笑，她哭，她低頭，她起身，鏡頭一直沒有動，其原因是導演要在這裡實踐自己曾經所說的「為呈現比現實本身更完整、更有說服力的東西而努力」。那是甚麼樣的東西？興許有更學術的解釋，但對我來說，那是人間的滋味。

　　我本想再多待一會兒，同行的朋友催促我去趕車。與我們逆向而行的是往站外走的上班族，他們雖然容貌各異，卻給我非常同質化的印象，尤其是男性，多是穿着深色的西裝，純色襯衫，黑色或棕色皮鞋，拎着皮質公事包，急沖沖地從我們身邊掠過，很快就要分流到東京的高樓大廈的格子間裡。這與我在北京和上海上班時的場景何其相似。把時間往回撥七十年，有一個叫杉山正二，在某耐火材料製造公司上班的普通職員，聚餐時這麼抱怨道：「火車的確很多人，我每天坐車就像在玩命一樣。」另外一位朋友杉山小野寺就感慨：「那也沒辦法，那是工薪階層的宿命。」他們兩個人的着裝，跟我現在看到的這些白領幾無差別。這個場景出現在小津安二郎1956年的電影《早春》裡，該片呈現的就是那個時代的白領生活，他們所煩惱的諸如職位升遷、家庭矛盾、感情危機等，一樣是現在人們所煩惱的。正應了那句台詞裡的「宿命」一詞。小津曾就這部電影寫道：「由大學走向社會的興奮和初出茅廬時的滿懷憧憬等，只會隨着日子的消逝而變得煙消雲散。就算辛苦工作三十年，都沒有甚麼了不起。」這句話夠狠，很抱歉，現實證明他說的是對的。

　　我跟朋友在新宿坐小田急線，到藤澤站後，再轉車去鐮倉，這條線也是當年小津電影裡那些男女主人公的往返之路。現在坐在車廂裡的日本民眾，不知道有多少還對小津電影抱有興趣。他們或刷手機，或打瞌睡，或看着窗外發呆，這個場景似曾相識—在小津的多部電影中，都有白領從東京周邊比如鐮倉這樣的地方坐火車，然後去東京上班的場景。他們那個時候坐在車廂內，或翻看報紙，或小聲聊天，跟今日並無不同。歲月流逝，而小津電影裡的人物彷彿活到了現在。我莫名地想起曾在北京坐地鐵上下班的日子，我最喜歡乘坐十三號線，因為它行駛在地上，可以透過車窗看到外面。上班往往不是最累的，下班擠在地鐵裡才讓人抓狂，身前身後貼着人，而我努力把目光投向窗外，那些亮起的萬家燈火讓我暫時忘卻此刻的疲憊。回到家後，能讓我放鬆下來的就是看小津安二郎的電影：悅目和諧的畫面構圖，敘事簡練，對白精妙，情節親切而幽默，情感哀而不傷，結尾常常讓人欷歔。躁動一天的身心，在他的電影裡得到極大的撫慰。那時，我就暗暗發誓，一定要來日本看看小津安二郎，尤其是他晚年生活的地方鐮倉。現在，我終於坐上去鐮倉的火車，馬上就得償夙願了。

　　車到鐮倉高校前站，很多遊客下來，為的就是在《灌籃高手》裡櫻木花道與晴子一見鍾情的地方打卡留念。而在不遠處的湘南海岸，不少人在